大连“医大二院”行“间歇性跛行”手术将患者致残后法官判决“不公”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20-07-09 22:36

大连“医大二院”行“间歇性跛行”手术将患者致残后法官判决“不公”
 
   中国焦点新闻辽宁7月8日讯(记者 卓尔 报道)一位退伍老军人因“间歇性跛行”,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以下简称“医大二院”)住院治疗,因医生手术失误,并故意隐瞒病情,延误最佳治疗时间,导致患者失去到更专业医疗机构治疗的机会,造成腓总神经损伤,踝背伸功能障碍,至今九级伤残未愈。
无奈之下,患者将“医大二院”告上法庭,患者认为法官在审理中,不予理睬鉴定机构和律师意见,关键事实只字不提,作出偏离事实的判决。患者不服,要求记者对此事曝光,请全社会的热心人士都伸出援手,来关心此案:看看法院的判罚是否合理?看他这“官司”打得值还是不值?有理还是无理?法院是否应该尽快作出改判?


上图:大连市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成为王琪想起来都害怕而又愤恨的地方
医院“行间歇性跛行”手术将患者“致残”
 
家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海路92号的王琪,生于1954年5月6日,1973年应征入伍,在野战军23军69师,成为一名军人,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有摄影师证书),王琪还参与了《闯关东》、《沧海》、《爱你没商量》、《钢铁年代》、《娘要嫁人》《小姨多鹤》等上百部影视剧的拍摄,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特邀演员……如今,因为“医大二院”的一次手术失误,一切都化为泡影。王琪的旅游梦、摄影梦、演员梦都将成为“白日梦”。
王琪告诉记者说:2014年初,我因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来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继续功能锻炼、促肢体功能恢复。就没有做手术,花去检查费一万多元。2015年7月31日,病情加重后,在该院做“右下肢动脉支架置入手术”。 2016年2月15日因右下肢主动脉血栓,再次到“医大二院”血管外科就医,主任张东明、管床大夫李某。在26日第三次手术后,出现踝背伸功能障碍导致在走廊摔倒造成右臂骨折两处,但医生事前已知踝背伸功能障碍不予提醒,事后病历记录我不慎摔倒。
王琪说:这是医生没有及时告知我所造成的第二次痛苦和损害。手术后第一天起右腿就剧烈疼痛和肿胀,我及时向李大夫及张东明反映,张主任安排我去理疗室进行激光照射,又造成皮肤溃烂加剧右腿肿胀,在这期间医生没有采取有效的切开减压的有效方法,而是让我雇佣的护工天天往腿上抹“百多邦”,这显然是无效的治疗手段。一个多月后皮下肌肉大面积腐烂,延误治疗一个多月,后来,骨外科主任李某良发现立即安排到手术室做了手术,切开了25公分长的口子刮出大量腐肉,伤口可见骨头,有照片为证。
而在这期间没有给我做肌电图查看腓总神经受损程度,以便及时修复治疗。经过数月无效治疗,医院没有及时告知病情的严重性,也没有告知神经修复的最佳时机,更没有告知该医院可能无法让王琪的腓总神经恢复,反而于2016年8月开始,作虚假病历,一律记载右下肢活动自如,无水肿。
2017年2月8日,住院359天的王琪,已被“医大二院”治成九级伤残,停止治疗,并办理了强制出院手续,还被扣押了医保卡。出院病历中也未记载腓总神经损伤;直到2017年4月18日,王琪的门诊诊断为:右腿腓总神经损失,踝背伸功能障碍。

上图:王琪的主治医师张东明,手术失误,彻底断送了王琪的“演员梦”
法官“曲解证据”为吞噬患者续命钱“开道”
 
无奈之下,王琪只得走法律程序。2018年初,王琪将“医大二院”告上法庭,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后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在对原告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确定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在对原告的治疗过程中存在处置稍显保守、血糖控制效果不佳、在病情告知上不够充分的不足,医方不足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原因,故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原因力大小,被告应按照15%的比例赔偿原告合理的损失为宜。
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的司法鉴定中写到:“据听证会上了解,患者方认为医方在2016年2月26日已经发现患者神经损伤迹象时,未做提醒导致患者摔倒致骨折,此问题及事实认定尚需法院审理查明,仅据现有材料,不能排除医方在对被鉴定人病情告知上存在不够充分的不足”。“对于患方提出的病历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问题,因涉及事实认定,尚需法院审理查明”。
王琪的代理律师一再强调该部分事实,并且指出病历中隐瞒病情的情况,法院法官却只字不提,根本不予理睬。竟然作出非常荒唐的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应按40%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及被告请求按10%的责任比例赔偿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及标准的认定。1. 残疾赔偿金,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原告于1954年5月6日出生,已年满65周岁,赔偿年限为15年,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系数按20%计算,按照上一年度即2018年大连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3550元计算,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9597.5元(43550元/年x15年x 20%x 15%)。
2、护理费,鉴定明确原告需365日护理期。原告在第九次住院时,已实际支出护理费13230元(63天x210元/天),护理费支付符合当时护理行业护工标准,应按实际发生的计算,剩余302天,原告未提供证据,本院酌定按每天130元计算,故被告应赔偿原告护理费7873.5元{ (13230元+ 302天x130元/天) x15%}。
3、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原告主张每天按100元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住院359天,被告应赔偿原告住院住院伙食补助费5385元(359天x100元/天x15%)。原告的营养期为365日,被告应赔偿原告营养费5475元(365*100元/天x15%)。
4、住宿费、机票等交通费用,原告两次去北京鉴定,发生住宿费1172元,机票、火车票费用3706元,因行动不便,发生滴滴打车费100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上述费用881.7. 元{ (3706元+1172元+ 1000元) x15%}。
5、原告因医保卡在被告处不能使用,购买药品花费4543.1元,被告应赔偿原告购买药品费用681.5元(4543.1元x15%)。
6、精神抚慰金原告伤残等级为九级,由于被告的医疗过错,致使原告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痛苦,应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综合考量被告的过错程度、原告的伤残等级、被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酌定被告给付原告精神抚慰金6000元。
7、 鉴定费的负担,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需经鉴定才能明确,原告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申请鉴定,鉴定费按照谁申请谁预交的原则,原告预交鉴定费20050元,经鉴定被告存在的不足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负轻微责任。考虑鉴定费数额较大、原告已实际支出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鉴定费由被告承担6000元,剩余鉴定费由原告承担。对原告主张鉴定费全额由被告负担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上图:张东明安排王琪在理疗室激光治疗,又造成皮肤溃烂
患者被医院治成“废腿”为何“索赔无门”
 
接到判决,王琪真是欲哭无泪,王琪非常气愤地说:“医大二院”治坏了我一条腿,却只有五万元的赔偿。且不谈这次事故让我付出的疼痛与绝望,如果落到法官的身上,精神损失费也在五万元之上;何况,我今后拖着一条伤腿如何度过余生?法官如此作为,“背后”肯定存在“阴谋与腐败”?如果不是“医大二院”采取疏通关系、用“金钱铺路”?法官会如此作为?我不知道这里面存在多少内外勾结、贪赃枉法、渎职失职的黑幕!
王琪告诉记者说:法官的判决,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医患矛盾加重了,不负责任的审判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本应得到的合法权益。在我伤残都未治愈的情况下,医院停止了治疗并办理强制出院手续,使我的病情至今未见好转,给我的精神和身体以及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
“医大二院”在治疗过程中,造成我的右腿腓总神经损伤,导致右脚踝背伸功能障碍,医生隐瞒病情,没有及时的告知我,又造成我在病房外行走摔倒右臂骨折两处。因此,医院应承担事故发生的重大责任。在选定鉴定机构问题上,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后,由北京迪安伤残鉴定为9级伤残,现在走路拄拐,行走艰难。但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法院不顾事实,对我方律师提出的后续治疗费问题,一审法官周延、二审法官富喜胜只字不提,一名特邀演员面临后半生拄双拐的九级伤残,“演员梦”因此断送,将对我带来多大的损失?法官故意置若罔闻,根本不予采信,五万元连后续治疗费都不够,还不要说什么残疾补偿、误工费补偿、精神损失费补偿等。一、二审法官周延、富喜胜等人处处为医院方放大证据,作出“偏离事实”的判决,违背了作为人民法官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权,法官与院方之间肯定存在“猫腻”!我将多方收集证据,利用媒体曝光等形式,维权到底!
习主席多次强调: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的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公正。让有理有据的老百姓敢打官司、能打赢官司。这应该成为每一个执法机关和从业人员的基本遵循。法律的力量、法官的分量都在于公正,只有做出公正的判决,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讲过,“司法公正,是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法院、检察院的期盼,实现司法公正,应当是法院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守不住这个底线,就不能称作人民法院”。

上图:王琪在血管外科住院一年多,受尽了疼痛、寂寞、无助等各种折磨
患方指出病历“漏洞百出”法官“置若罔闻”
 
王琪代理人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这样说:要求王琪承担医院有过错的鉴定费的大部分,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也是不公平的:医疗过错鉴定的根本性内容是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既然鉴定的结果是医院有过错,就否定了医院的辩驳,印证了王琪的观点,也就是说王琪胜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由败诉方也就是过错方承担全部鉴定费和诉讼费!法官周延却只让医院方承担15%,完全就是枉法判决!护理费明明是240元一天(有护理人员收据),法官周延竟然按照130元一天计算;王琪的残疾赔偿金,王琪当时只有62岁,周法官却给他减了5年。周延完全就是想方设法“吞噬”患者的“续命钱”。不知道“医大二院”给了他多少“好处费”?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存在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才作出如此荒唐的裁决!
代理人还说:王琪的其他损失(鉴定费除外)的赔偿比例按照15%明显过低,应当调至40%。一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5条医务人员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医生是否告知上诉人真实病情,因为无需书面手续,不会在病历中体现,所以该部分过错不在鉴定范围内,而应当是法院查明后酌情判决,真实的事实如下:一是通过鉴定报告和病历显示,2016年2月25日手术后,王琪已经出现腓总神经损伤的迹象,医院没有如实告知上诉人病情,导致上诉人摔伤骨折,还记载上诉人不慎摔倒,明显隐瞒了病情。二是院方于2016年8月起,主观病历全部将上诉人的一条病腿记载为:活动自如,无水肿,明显是在隐瞒病情。三是院方在所有的病历诊断中,均未记载腓总神经损伤;在患方能够见到的材料中,均未显示腓总神经损伤(包括出院诊断),使患者始终无法知晓自己的真实病情,直到患者出院后到门诊就诊才知晓了自己的真实病情。
上述院方未向患者如实告知病情的行为,导致上诉人延误了3个月的最佳治疗期间,未能到更权威更专业的医院治疗,失去腓总神经康复的可能性,造成严重的后果,自然应当承担更大的过错责任,所以患者申请法院上调赔偿比例于法有理有据。
代理人材料中还说:鉴定机构也明确了院方可能存在鉴定报告之外的其他过错,需要法院查明。一是鉴定报告仅是根据医院的技术力量、病历记载的诊疗过程的过错的鉴定;对于其他案件事实并没有也不能做出鉴定,对此鉴定机构也作出了说明,并明确由法院查明。二是鉴定依据的是病历而不是客观或查明的法律事实,而病历是院方书写和提供的,患者仅是认可其客观的真实性,但并不认可其主观的真实性,至于医生书写时是否有其他“目的”做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记载,上诉人并不清楚。所以 ,鉴定报告内容不是案件整个事实,法院还应当结合庭审情况,依法调整过错比例。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未查清,未查明院方除鉴定之外的其他过错,对于鉴定费的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故望上级法院依法改判。
在采访中之余,记者电话联系王琪的代理人,代理人对于鉴定费的承担问题和王琪的案子这样说:
医疗过错的鉴定费动辄数万元,医院是专业机构、医疗行为是专业行为,患者本身有病为前提,除了极为个别故意类、过失类的医疗行为,医院的过错基本不会太大,同时考虑鉴定人员也是医疗界专家,医疗病志是医院一方书写,鉴定意见的依据仅限于医疗病志等因素,医院的过错基本是无过错、轻微过错,个别的是次要过错责任,极为个别的是对等过错责任,主责的少之又少。按照鉴定的过错责任承担鉴定费的结果必然是:七八九级伤残的医疗纠纷案件,患者就不要起诉了,基本是得不偿失,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原则的,更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的。王琪的案子很典型,尤其是鉴定报告特别指明医院在医疗病志书写、病情隐瞒方面可能存在过错,需要法院查明,这在以往的鉴定报告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但法院确实是只字未提。

上图:王琪右腿目前的现状惨不忍睹,不忍直视,只得遮挡起来
谁该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致残事件负责?
 
文章写到这里,实在不想再写什么了,也不想再说什么了……让读者自己去评判王琪自己走着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治病,却变成了生不如死的残疾人,原来只是跛行,现在却离不开双拐,是怎么造成的?是谁,应该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致残事件负责?
  据了解,王琪是一个老退伍军人,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军人。为了依法诉求,他始终相信中国的法律,相信法官会依法审判,但在他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医疗纠纷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审判对法律信仰的缺失,严重的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让一个老退伍军人、一名很有发展前途的特邀演员在医疗纠纷中苦不堪言。一是要经受医疗事故造成的身体病痛,二是在经济承担能力上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此,王琪提出以下五点,请求相关领导尽快解决处理。一是要求彻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在对我的病情治疗过程中,隐瞒病情,不如实告知患者真实病情,延误了3个月的最佳治疗,造成严重后果,请求查处当时治疗医护人员存在医德和其它方面问题。二是在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的司法鉴定中写到:“据听证会上了解,患者方认为医方在2016年2月26日已经发现患者神经损伤迹象时,未做提醒导致患者摔倒致骨折,此问题及事实认定尚需法院审理查明,仅据现有材料,不能排除医方在对被鉴定人病情告知上存在不够充分的不足”。“对于患方提出的病历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问题,因涉及事实认定,尚需法院审理查明。”但在我方律师向法院提出的需要法院审理查明时,两级法院法官却均只字不提,鉴定书里写的明确是由法院审理查明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查明事实和真相,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三是关于鉴定费用问题,应当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全额承担,法院却不采纳,明显是枉法裁决。四是由于病情复杂对日后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法院一二审的判决明显有失公道,也不足以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信心,可以说是一名老退伍军人的悲哀。五是请求相关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到底还有多少隐瞒和涂改、伪造、销毁等违法行为,甚至是故意而为之的庸医行为,必须进行严惩严办!
如果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亲自看到王琪的现状……他那种痛不欲生、欲死不能的视频、图片资料……我们的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特别是政法部门的领导,是不是会有一丝丝、一丢丢的同情之心?是不是会觉得王琪的致残是非常的无辜?是不是会认为王琪的诉求并不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处理好此事?给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关心此事的全市老百姓、乃至全国、全世界的热心网友一个说法?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但是,辽宁省大连市王琪的非正常致残事件发生后,患者与院方经过多次协商和解决,后经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也没有得到处理,还多次引发情绪失控的吵闹。说明我们离和谐社会这个美好的愿望还是有一定距离。根据受害人和代理人所提供的文字、录音、视频资料来看,此事并不复杂,可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说明我们的执法部门存在许多私下的“勾当”。这也折射出我们的一些相关单位、相关领导,并没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和谐万事兴!全国人民都希望地方政府能深刻理解、全面贯彻“两会”精神,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对于已经惨遭某些披着合法“外衣”的“白衣杀手”,“偶尔”的一次医疗“失误”,就变成了九级伤残的、生不如死的王琪来说,是不是能等到那一天?不得而知……记者将对此事继续关注,作后续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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